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提到，随着有效关税税率达到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2.8%，较今年1月预测值低0.5个百分点。在各国博弈加剧、不确定性攀至新高的背景下恒汇证券，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国际市场。
企业是直面这场贸易风浪的主要单位。风浪之下，外贸企业遇到了哪些挑战？“关税吧，会直接影响我们的销量”“汇率波动也是一个问题，像过山车一样的话市场受不了”……第137届广交会展期接近尾声，在这个被视作外贸风向标的“中国第一展”上，关税、汇率等话题成为参展企业向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提到的高频词。
聚焦外贸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面临的涉税风险、汇率风险及法律风险三大高频难题，4月24日，多位行业专家在第137届广交会行业论坛——国际贸易合规发展论坛现场送上建言献策，在持续震荡的国际市场中为中企出海打造一套尽可能缩小风险敞口的新招数。
加征关税压力何解？原产地筹划、首次销售规则应用、申请关税豁免等方式可被纳入“工具箱”；2025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总体贬值压力较大，外汇管理需坚持风险中性、简单适用原则，原则上建议进口型企业尽量少留美元敞口，出口型企业可适当多留美元敞口；出现国际贸易纠纷怎么办？协商、调解、诉讼、仲裁等争议解决方式各有其“适应症”……
直面市场风浪，出海企业仍可危中寻机。
合理利用贸易规则降低关税压力
面对美国政府滥施关税政策压力，安永（中国）企业咨询公司税务合伙人梁斯尔在论坛现场“支了几招”，提出外贸企业可考虑通过更好地应用原有规则的方式予以应对。
美国“首次销售”规则(First Sale for Export Principle)是其中一项。在将货物由海外销往美国的过程中，如果形成了制造商、中间商和美国进口商的多层交易架构，“首次销售”规则允许满足条件的进口商采用进口美国的前一环节或更早环节的成交价格作为关税计税依据。
“能够完全满足‘首次销售’规则条件的进口商可以采用出厂价格或者货物出厂之后环节的价格作为关税计税依据，如能合理利用‘首次销售’规则等关税政策，降低关税税基，即可节省部分关税成本。”梁斯尔表示，“首次销售”规则对于生产公司的国家地区及贸易公司的国家地区没有要求，可适用于任何地方（包括中国）生产的产品，值得企业考虑。
但需要注意的是，梁斯尔提醒，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首次销售”规则应用较为复杂，且需要进口方满足曾经开展供应链调查的合理谨慎要求，“只要有一个细节不满足，就会构成低报关税，届时进口方除了需要补交关税，还会面临不同程度的补税、罚款等后果，建议寻找有足够经验和能力的专业人士辅助”。
除此之外恒汇证券，梁斯尔表示，外贸企业还可以考虑开拓其他替代市场，例如欧洲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场等，“这些市场的购买力也不弱，但要特别留意欧盟现在有不少新设的‘绿色壁垒’，企业可以咨询相关专业机构更进一步了解政策细节，以更好地开拓欧盟市场”。
从数据上看，2024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22.07万亿元，同比增长6.4%，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同期，中国对欧盟出口5164亿美元，同比增长3.0%，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综合施策应对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是企业出海的另一个“拦路虎”。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指引》（2024年版），依据企业业务特点、管理目标的不同，通常将汇率风险敞口认定逻辑划分为三类：确认敞口、预测敞口及会计敞口。其中，确认敞口广泛存在于进出口贸易、外币融资、海外重大项目等各类涉外交易，预测敞口则适用于大型海外项目、生产和进出口模式比较稳定的企业。
企业在开展避险方案设计与跟踪管理时，敞口评估是最为关键的一环。“根据企业提供相关数据在对外汇敞口进行评估分析，找出相关风险因子，然后对相应风险因子及目标敞口进行量化分析，确定需要重点管理的敞口因子。”北京汇金天禄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席外汇策略师王洋在论坛现场分享了他对企业开展外汇风险管理的建议。
风险敞口评估完成后，企业还需要开展货币行情分析、金融工具实用性分析、避险方案效果评估、协助完成对冲交易以及动态跟踪等环节。
“从2014年开始美元/人民币汇价走在一个长期上升通道内，最近几年汇价明显是贴近通道的上沿运行。那么从技术走势看，如果通道继续维持，那意味着美元兑人民币虽然以后仍可能继续攀升，但一旦见顶反而是下跌的空间更大——这就是要提醒出口企业要特别防范的汇率风险。”王洋表示。
从目前的基本面看，王洋分析认为，人民币中短期贬值压力仍然较大，内因包括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央行宽松货币政策预期较强等，外因则是特朗普政策推出的所谓“对等关税”政策等。“当前最大问题就是全球贸易等各方面都处在不确定性之中。在金融行业里面我们知道，不确定性本身就是风险，这种风险也包括汇率。”王洋表示。
谈及企业应对未来一个阶段汇率风险的具体策略，王洋表示，首先要遵循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企业外汇风险管理指导意见》中特别强调的风险中性原则——即风险管理首先要强调降低风险敞口、降低波动性、锁定成本，通过降低不确定性进而降低风险。不应强调增值，追求正收益，否则会增大风险敞口和波动性，进而增大不确定性和风险。
“同时，在为企业开展外汇风险管理的实际操作中，我们还根据不同企业的需要将管理原则进一步深化为‘最低成本、回避为主、行情分析先导、灵活操作’等四个方面。其中，最低成本是指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最适合自己需要的金融衍生工具，力争用最少的成本来实现管理目标。”王洋表示。
整体来看，王洋表示，企业开展全面外汇风险管理是一个复杂任务，企业首先要做好外汇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其中包括要明确企业风险管理目标、风险偏好，并据此制定相应的业务流程、管理制度及绩效考核机制等，“一套完善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是做好企业外汇风险管理业务的基石”。
选择最优路径解决国际贸易纠纷
除了关税、汇率等直接关联企业资金的风险外，随着国际贸易环境日益复杂，出海企业面临的法律、信用、知识产权等风险也在提升。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闪涛就在论坛现场举了几个例子。以近年与中国货物贸易规模屡创新高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例。闪涛表示，2013—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货物贸易累计规模达到19.1万亿美元，截至2023年8月底已与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1份自贸协定，但在物流运输、货物买卖、股权转让等领域仍较常产生国际商事纠纷，存在法律风险。
“比如，中资企业在越南投资就需要特别注意中国企业投资手续、投资准入条件限制、负面投资清单制度、投资许可实际申请时长、注册资金实缴要求、外籍员工签证要求等法律问题。在印尼投资可能就需要关注外资公司注册要求、员工签证类型、合同语言要求、外资企业本地员工雇佣要求等，避免产生经济损失或面临政府处罚的风险。”闪涛表示。
而一旦发生国际贸易纠纷，企业还可以选择通过协商、调解、诉讼、仲裁等不同方式解决争议。
如何更合理地选择争议解决方式？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国际合作与发展处副法律顾问钟怡琦从耗时性、经济性、专业性、境内外执行力度等多个维度做了比较分析，“从耗时上看，调解通常耗时较短、诉讼通常耗时较长，仲裁耗时介于两者之间。从执行力度上看，诉讼与仲裁均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境外可执行力是不少企业关注的重点。对此，钟怡琦表示，“目前诉讼判决的域外执行主要依靠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协定以及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而仲裁裁决的域外执行可依照《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在全球172个国家间得到承认和执行，这也是其成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首选路径的最主要原因。”
同时，在仲裁中，当事人也可享有最大程度的自主权，自主选择仲裁地、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规则等，并设计符合自己特殊需要的仲裁程序。
“我们也建议，未来中国企业出海要进一步重视中外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事争议等法律风险，避免企业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议，以及数据和隐私保护、环境保护等企业合规可能发生的争议。如有纠纷，尽量选择中国国际仲裁机构，避免‘客场劣势’，发挥‘主场优势’。”钟怡琦表示。
在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和紧张情绪高企的当下恒汇证券，中国出海企业仍可通过做足确定性功课，在风浪中寻找到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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